王怡() 

    是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变得不道德吗？

    如果说当前充斥了道德的混乱和腐败，其实相当程度在于原来计

划体制和权力格局向转轨时期的蔓延和渗透。看得见的手比看不见的

手更会搅局。显而易见的是，当代的道德水准怎么也没有文革中那样

可怕。动辄对毛时代满怀初恋般回想的人，像《画皮》中修成人形的

妖精，将历史的面目描成了青春期美少女。

    另一面，儒家传统着重身份的人伦道德，在一个分工、交易和传

媒高度发展进而无限延伸了个人生活空间的现代，换言之，在一个充

满了陌生人的时代，越发地显得捉襟见肘。道德与心理的制约力随着

地域的扩展而不断下降。

    盛洪先生曾比较冷兵器与热兵器对于杀人的心理状态如何产生了

致命的影响。现代兵器在心理上最大的功效就是拉大了杀人罪与被害

者的距离。使“杀人”这一事件抽象化。当你摁下一个红色按钮，在

遥远的地方就有千万人死亡。这种抉择与玩电脑游戏开始类似。当死

者在遥控室的屏幕上呈现为一个黑点，或动画般的身影（甚至还没有

《抢滩登陆战》或者《三角洲特种部队》那么逼真），你心理上的阻

力怎么能和面对面手刃一个人相提并论呢。杀与被杀仿佛都显得不够

真实。自从枪支出现，妇女杀人的数量开始剧增。热兵器的发展就是

不断的通过削弱心理上的严重性和后遗症，来为杀人者解脱。因为你

即使站在十米之外开枪，也再不会被溅到一身的鲜血了。我们常说的

一句话，“双手沾满鲜血”，就成了一种比喻用法。

    如此类推，当人们摆脱传统人际关系和一个宗族的、熟人的社区

格局，不道德行为承受的心理阻碍和实际后果，都得到相应的削减。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差序格局”，好像在湖面投石，

不同的人伦关系便如波纹一样，以自我为圆心有差序的展开。随着亲

疏远近渐渐淡漠。由此可见儒家道德基本上只在私人关系中发生，讲

的是有等级有差别的道德。所谓“五伦”，没有一种超越了熟人亲朋。

也可以由此理解为什么中国自战国起，富可敌国的商人大贾就层出不

穷。但大多数人、大多数交易还是出不了五服五伦，始终无法将一个

交易体制步步为营，大规模展开。因为产权的界定和公认不是依据法

律，而是依靠熟人社区内部的人际认同和道德感来维系。张三把一头

牛卖给同村的李四，有没有产权制度都无所谓。但远距离贸易、陌生

人之间的买卖，离开镖局和秘密帮会的力量，根本就没法面向普天之

下低成本的拓展。

    所以儒家的道德遗产，是一种缺乏“公德”（陌生人之间的道德），

缺乏主体平等精神的“身份社会”下的道德。墨子讲“兼爱”，就被

孟轲骂成“无父无君”，禽兽不如。孔子和耶稣的共同点，在于他们

都是利他主义者。在面临饥荒而自己手中有粮时，他们都将选择把干

粮分给他人。区别在于，耶稣是不分亲疏均分给人，孔子则将首先让

与父母，后兄弟姊妹，逐次下去，分不到的人活该倒霉，谁叫他在人

伦中的等级太低。这是一种讲出身论的道德。因此，对于一个传统的

中国人，在亲朋熟人之中选择不道德行为，其阻力和后果都不堪设想。

来自亲属、宗族、邻里、同乡同学乃至组织上的道德压力和具体后果，

是每个人道德选择最重要的制衡因素。做街坊生意的小百货小酒店，

之所以充满人情味，较少蒙骗，并非人家的道德觉悟高，而是一个经

济动物理性的权衡。就像小孩子，可能在远离家庭、学校的陌生的街

头随便撒尿，不当一回事。但绝不会在自己的地头乱来。

    因为那简直是两码事。

    现代中国的问题是突然高歌猛进，来到一个交易环节繁多、行为

空间空前扩展，满街都是陌生人的市场。传统熟人、宗族社区以及长

期的单位体制解体之后，每个人轻易脱离了原来的制约力量，连自己

结没结婚都没有人知道，行为选择失去了顾忌。把假货卖给八杆子打

不到一头的陌生人，对于传统儒家中国的道德而言，心理障碍其实微

乎其微。就像我们介绍人认识时开玩笑的话，“来来来，认识一下，

免得将来在街上碰到了骂架”。

    是否遵守游戏规则（无论道德还是法律），大多数时候只是一项

经济行为，全在乎成本收益的较量。儒家说“推己及人”，但在一个

强调身份名分的差序格局，只是推到“朋友”为止。现代契约社会中

的道德，是一种主体平等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

法治的根本理念才是一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观的张扬，在

今天，不是揠苗助长，就是杯水车薪。

    也许道德味淡一点，适用面才宽一点，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如

果道德的气味太刺鼻了，全社会就有呕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