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广州日报10月31日）

      在2006年美国一家非盈利教育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中，比尔.盖茨当选为近10年来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同时，在对教育界最有影响的组织中，美国国会名列第一，教育部第二，盖茨夫妇基金会列第三位。在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榜单中，还有多位企业家的身影。据媒体报道，比尔.盖茨在美国高校教育问题上的引人关注始于他2005年2月在全国州长协会上的一次演讲，当时他说：“美国的高校教育太过时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优秀教学全国学会执行主任道格拉斯.沃德表示说：这个演讲连同盖茨夫妇基金会在高校的投资，极大低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他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全国的州长们揭开了高校改革的帷幕，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联邦范围内对改进高校教育的再次关注。”

      相比比尔.盖茨一边批评美国教育，一边投资教育力推美国教育改革，我国的富豪们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一种说法是，这是受教育者以脚投票来选择教育，最终会倒逼我国教育进行改革，不然，越来越多的人会流向海外，而随着人的流动，资金也随之流出。

      如果这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庆幸的——好在除了国内教育，现在全球教育越来越开放，给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体制外的教育选择，但从目前教育发展的各种迹象看，倒逼机制很难行得通，反过来，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看来，体制内的教改压力反而随着国际教育的开放，有所减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更加不足。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富豪选择让子女到海外求学，无疑传递对国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失望。笔者注意到，此前，还有很多声音关注并批评国内教育改革，而现在，关注和批评的群体却在减少，究其原因是，既然教育改变不了，就让孩子出国吧，而一旦做出出国的选择之后，也就不在意这一教育能不能变化了。所谓与其与其纠缠，不如一刀两断。近年来，各地国际班如雨后春笋冒出，出国留学的数量也以每年20%的增幅递增，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国内教育改革没有信心。

      这种失望情绪，对教改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公众对教改的关注与参与，是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对于富豪、企业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对教育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除了自己的孩子求学之外，企业也要招募大量人才），同时，积极介入、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总会对目前的教改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现在他们随子女出国留学而移民、投资海外，就把自己置于国内教育体制之外，既不发声，也不介入推动，教育改革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日益升温的出国留学，并没有引起关注，以此反思国内考试制度和大学教育质量，反而，却持有另一种观点：不要埋怨现在的国内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再说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员称，国内学生不是没有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不是给了他们选择吗？这样一来，没有倒逼出教育改革，却增加了教育部门和学校坚持原有教育模式的“底气”。

      我国教育改革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比较牛的学校，而他们并不会感受到教改的紧迫性，以国内受教育者人数看，出国留学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过四五十万，相对八九百万考生，这只是零头；就是存在生源危机，也不会影响到目前处于一本、二本阶段录取的985高校、211高校和公办高校，因生源问题而倒闭的，会是民办院校，而这不正是看不惯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些教育官员所乐见的吗？再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条件，或早已选择出国留学，因此，对于教育来说，能守住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最重要，能不能办好，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依照这样的趋势，出国留学升温是自然的，越来越多富裕人家送孩子出国留学，也是必然。而我国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教育环境，而会在低水平中折腾，这很可能形成一种教育二元（国内与海外）格局，深远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