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赞歌》，每个人的医生/不论是聪明还是愚蠢/不论是幸福还是不行/只要他一离开母体/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

　　　

　　　公刘的〈刑场〉、〈哎，大森林〉，沈阳市郊外的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这是一片荒芜的坡沟地，没膝高的草丛中，杂生着一株株槐秧，这里是通常枪决犯人的地方，却也有冤魂在此飘荡。1975年4 月4 日，女烈士张志新就在这里就义。张志新生前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干部，文革期间因不满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极左路线，对他们迫害广大革命老干部、捣毁各级党政机关的做法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和质疑，而被批斗、关押，弄得夫离子散，1970年被盘无期徒刑，但张志新利用一切机会继续申辩抗议，最后在江青集团的授意下被强行枪决，临刑前还被割断了喉管，为了防止她在刑场上当众抗议声辩，高呼口号。四年过后（1979年3 月31日），这一冤狱获得了平反。诗人公刘几个月后特地前来凭吊，在这片荒坡沟里盘桓良久，感慨不已，诗潮泉涌。这一天他写下的两首诗，即《刑场》和《哎，大森林》 ，后来都成了公刘复出后的诗歌代表作。

　　　      三、 朦胧诗人的创作

　　　朦胧诗注重自我表现，追求心灵的自由，高扬诗人的生命意志和主体意识；注重以新奇的想象、丰富的意象、具象的象征来抒写现代人的情绪。

　　　      北岛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

　　　顾城的〈一代人〉、〈雨行〉〈泡影〉

　　　舒婷的诗作

　　　     （1）、思想情感：诗作贯穿着以个性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神女峰》等；对母亲、土地、祖国深深的爱，如《呵，母亲》、《土地情诗》等；对现代社会人的处境的关怀，如《流水线》等。

　　　     （2）、艺术追求：艺术视角由外部事物的客观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动态刻画，诗的重心由表现客体真实转向表现主体深层的复杂情感；以暗示和象征取代直接显示和明喻；注重诗歌意象的组合，由意象群构成整体性的诗歌象征结构代替了对景物和情节的具体描述，意象的模糊暗示代替了形象和旨意的明确性。这就给诗歌带来了朦胧美、含蓄美、弹性美。

　　　第七节：民间文学的整理与改编

　　　〈阿诗玛〉

　　　周湜的〈划手周鹿之歌〉，民间传说给这首长诗提供了一个神秘奇幻的叙事框架与牧歌式的抒情氛围。在传说中周鹿是南方水车的发明者，又是砍伐森林、划木排的能手，“他是个美少年，过着漂泊的生活，可几个少女都迷上了他，为他发着傻；他的爱情导致了死亡，更是个感人的传说。”他在后来成了“水手们眼里的海神”与陆地上“年轻人的爱神，有点儿原始意味的爱神”. “为了贯串这故事的悲剧主题，”作者“挑了他的单纯的爱与为了爱的悲剧的死来描绘”. 基本的情节写划手周鹿与乡绅的养女小孤女产生爱情，周鹿在去远方伐木时，乡绅把小孤女许配给一个官少爷，小孤女在幽愤之中病倒，灵魂化为一只小翠鸟去远方寻找周鹿，周鹿回来后与小孤女在祭神的龙舟里沉入海底。

　　　

　　　第三章戏剧

　　　第一节、话剧的兴起（1917-1927）

　　　社团有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和“爱美剧”

　　　作品有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胡适的《终身大事》、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欧阳予倩的《泼妇》。杨晦的《除夕》、《庆满月》及30年代创作的《楚灵王》。

　　　一、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与《获虎之夜》。〈获虎之夜〉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黄大傻愤而自戕。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  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二、郭沫若及其他剧作家

　　　1）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聂嫈》、《王昭君》、《卓文君》），作品主题是个性解放、反抗强暴。

　　　2）另一创造社作家郑伯奇的《抗争》，被洪深称为最早显露“反帝意识”的独幕剧。

　　　3）熊佛西、陈大悲、宋春舫等人提倡“趣味性”的“国剧运动”。

　　　熊佛西的《洋状元》、《一片爱国心》、余上沅的《兵变》

　　　4）欧阳予倩的历史翻案剧《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

5）丁西林早年剧作《压迫》，《压迫》是写20年代中期的北京，一位房东老太因封建思想作怪，怕女儿自由恋爱，坚决不肯将房子租给单身的男客。而男客是个耿直的读书人，遇到不平的事，越发执著，非租房不可。此时，来了个女客前来租房。她们是受过“五四”思潮洗礼的新女性，热情爽直，大胆泼辣，得知情由，极为同情和愤慨，便主动提出愿和男客假扮夫妻，以战胜顽固蛮横的女房东，结果二人皆租到了房子。

　　　抗战期间，丁西林发表了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丁西林发表了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主要嘲讽国民党上层人物视钱如命以及警察等人趋炎附势、偷鸡摸狗的丑态；剧本生活气息浓郁，构思奇巧，对话妙趣横生。

　　　《妙峰山》标志着丁西林喜剧的新发展。

　　　第二节、30年代的剧运和剧作（192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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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田汉的创作

　　　 田汉的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

    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多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二、洪深的剧作。

　　　20年代剧作《赵阎王》，用“心理暴露”方法，表现军阀混战的黑暗社会环境造成人的种种罪恶，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

　　　30年代的《农村三部曲》（独幕剧《五奎桥》、三幕剧《香稻米》、四幕剧《青龙潭》），反映农村破产和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五奎桥》围绕拆桥和保桥的戏剧矛盾．反映农民与地主豪绅之间的阶级斗争。地主周乡绅和农民李全生的性格各具特点。戏剧冲突波澜迭起，结构完整自然，是反映农民斗争的优秀剧作。

　　　三、李健吾等作家的剧作。

　　　30年代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通过爱情纠葛侧面表现北伐革命的题材，着重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表现，塑造了善恶共生、美丑交织的矛盾人物厅长夫人。

　　　袁牧之有讽刺喜剧代表作《一个女人和一条狗》。

　　　四、 曹禺的剧作

　　　《雷雨》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雷雨》通过周鲁两家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勾勒出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揭露了二、三十年代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与伪善，从而预示了旧制度的崩溃与灭亡。周朴园、繁漪、四凤、周萍、鲁贵

　　　《日出》写社会横剖面，视野转向社会的两极对立。陈白露是《日出》的主要人物。她聪明而美丽，骄傲任性。一方面，她清醒，有正义感，仍保留着对生活的一丝热情。另一方面，她沉沦、堕落。她处在既洁身自好又玩世不恭的矛盾痛苦之中。她的悲剧在于，看清了社会的腐朽，而又无力摆脱；留恋纸醉金迷生活，却还孤芳自赏，结果是自欺欺人，生活在慢性自杀之中而浑然不知。

　　　陈白露具有多重复杂性格，这在她与潘月亭、方达生、“小东西”等人物的关系中得到鲜明表现。她挣扎于明暗之间，方达生的到来使她成为一个清醒的沉沦者。“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在她内心发生激烈冲突，但她无力自拔，觉醒使她走向自救的死。

　　　《原野》的视野转向农村，写农民向压迫者反抗复仇的题材。这与30年代文学关心农民命运的精神一致。曹禹不仅追寻农民反抗压迫的原始生命力，而且开掘带着封建宗法思想铁镣的盲目复仇者的心理悲剧。

　　　仇虎生长于“原野”，被囚于“牢笼”，一旦挣脱肉体的镣铐，就爆发出“虎”一样的野性的复仇力量。与焦母的冲突，同花金子的性爱，都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强力。“父债子还”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使顽强不屈的反抗走上歪曲的道路；良心的自责与痛苦导致神经错乱，使他奔突于“心狱”。他的野性反抗没有冲破封建思想的囚牢，最终毁灭了自己，成为一个悲剧英雄。

　　　第三节 第三个十年的话剧创作（1937-1949）

　　　一、夏衍、曹禺、于伶的剧作及其他

　　　1）夏衍是本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话剧创作对知识分子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心防》生动地表现了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上海沦陷后，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的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是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它不仅排除各方的干扰，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直到被敌人刺杀的时候，他仍然挂念着咱们的防线。

　　　《法西斯细菌》是夏衍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它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爱国知识分子俞实夫的形象。1931年，俞实夫获得日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政治形势促使他离开日本回国，在日本人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担任预防医学系的研究员。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热潮高涨，立即波及到他的家。因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女仆坚决辞职，女儿被同学们骂作小东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只得移居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闯进了他的家门，不仅捣毁了他的科学之宫，侮辱了他，而且当着他的面残杀了爱国青年，这血淋淋的事实才使他开始醒悟。于是，他从香港逃回后方以后，决定参加“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等到反法西战争胜利以后再继续他的研究。俞实夫从关门搞科学研究到在血淋淋现实的刺激下，终于觉醒转变的过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起初的糊涂不但无损其自身形象，反而使这个形象更加真切动人。

　　　《芳草天涯》通过几个知识分子的爱情纠葛，表现了国统区知识分子在抗战进入艰难阶段的精神苦闷，透视角度从政治转向伦理道德。

　　　30年代，夏衍就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抗战前一年他连续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赛金花》和《秋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37年四五月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是他抗战前话剧的代表作。作品有意识地用阴晴不定、沉闷压抑的黄梅天气，影射当时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通过一群生活在上海这个畸形都市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

　　　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子在一二八战事中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整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

　　　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入贫病交加中，老父亲从乡下来到城里。老父亲以为这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在上海有了出息，没想到还是住在亭子间里。虽然儿子儿媳企图靠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立刻托故回乡，临走时还把自己最后的一点血汗钱偷偷地留给了小孙子。

　　　二房东林志成是《上海屋檐下》中一群小人物里刻画得较为丰满的一个。他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善良、软弱，在匡复被捕向他托照妻女，因失去信息又和其妻产生感情而同居，匡复回而感无脸见人，背着沉重负罪感，想离开又难以割舍。在工厂不满老板，又不敢反抗，生活得压抑、痛苦。后在匡复精神感召下，终于觉醒，不惜丢掉饭碗，摆脱了被人看作狗的屈辱生活。

　　　2）曹禺的《北京人》，剧本以“争棺”为情节的外部框架，以大家庭的冲突为内部线索，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作家没有局限于大家庭经济拮据和伦常无序的暴露，而是着眼于封建文化的整体清算；不仅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而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真金，指明走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这与40年代反思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潮流相一致。

　　　曾皓自私守旧、顽固执拗。他已经丧失了宗法制家长的权威，唯一关心的是那副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成为一个象征：他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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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清是腐朽的封建文化教养出来的殉葬品。畸形的生活扭曲了人性正常健康的发展，他成为精神懒散的生命的空壳。他的离家复返，说明他的挣扎，加强了悲剧的控诉力量：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文化的悲剧。

　　　愫方如空谷幽兰。剧作突出了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容忍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她的内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推动着她性格的发展变化。

　　　文清和瑞贞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她重新思考人生出路。她带着顾盼和眷恋告别旧世界，走向新的生活。文清和愫方的内心冲突，构成全剧矛盾冲突的主线。

　　　《家》，是对巴金同名小说的改编，有增有减，作了新的艺术创造。剧本以觉新、瑞珏、梅三人的婚姻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控诉宗法制大家庭的腐化和旧式婚姻制度扼杀青春、爱情的罪恶。

　　　3）于伶和为市民及其他下层群众写真的悲喜剧。

　　　本时期，于伶是市民悲喜剧的代表作家。《夜上海》以梅岭春一家的遭遇，展现了当时上海各阶层的动态，于抨击各种无耻之徒的同时，表彰了保持民族正气的知识分子与市民，被誉为“‘孤岛’上海的史诗”。

　　　开明绅士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蕚辉因感激钱恺之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误地把终身托付给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在这“孤岛”上，梅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打日本。

　　　《长夜行》在写“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坚持操守、与敌伪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下层市民的痛苦与不幸，是于伶本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作。主人公俞味辛和他的爱人任兰多，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人生犹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俞味辛时常用这句话警戒自己，不管是贫病交迫，还是威胁利诱，都没有阻止他的爱国活动。在革命者陈坚的引导下，走上了坚实的革命之路。

　　　历史剧虽然不是于伶的重头戏，但他的《大明英烈传》相当出色。这部作品大胆发挥想象，成功地塑造了元末农民起义英雄和群众的形象。剧本以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刻画了刘伯温、苏皎皎、唐力行、秀姑等决心推翻元室的事件，以宣扬民族意识，鼓舞人民的斗志。

　　　《风雪夜归人》，在该剧中，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用略带感伤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下层艺人的悲欢，并着力从他们身上发掘富于民族意志和民族性格的诗情。

　　　二、 郭沫若等的历史剧和陈白尘等的喜剧

　　　抗战初期，剧作家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时事题材创作时，对历史题材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历史剧创作真正形成澎湃的怒潮，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其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全民族的每一个人面前，文化界由此出现了研究和探索民族历史文化的思潮，这对话剧工作者有很大的影响，加上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思想和文化统制，于是，在话剧界以至于整个戏剧界，掀起了一个采用历史题材以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强烈的时代性、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悲剧感，是本时期历史剧的主要特征。

　　　1、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屈原》取材于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而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屈原与南后等人的冲突，既是爱国阵线与投降路线的斗争，也是仁义理想与非仁义的黑暗现实的冲突。这就大大深化了其思想主题。作品塑造了屈原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兼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境中，使屈原的悲剧英雄性格获得了完成，达到了崇高的境界。其他如婵娟、南后和宋玉的性格刻画也较为成功。作者在把握历史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对具体史事的运用极为灵活，抒情色彩浓郁，戏剧冲突有张有弛，结构上以《桔颂》贯穿始终，颇具匠心。

　　　除《屈原》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其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尤为感人。《高渐离》也是郭沫若这时期的重要作品。

　　　五幕剧《棠棣之花》是在旧作两幕剧《聂嫈》的基础上改编扩写的。聂政为了阻止韩国分裂，去刺杀韩相侠累，成功后为不连累姐姐聂嫈而毁容自尽。聂   和酒家女春姑为聂政扬名自杀。表现了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作者着意去刻划聂政姐弟主张团结、反对分裂、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精神力量，赞扬了聂政为国除害、为民除奸的英雄行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媚日反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郭沫若即写此剧反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虎符》写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继续用魏与赵联合以抵抗强秦的历史，以讽喻现实，批评了魏王对强敌采取忍让、求和的错误路线。此剧在表现团结抗敌的主题时，提出为了达到团结，必须“把一个人当成人”。这已经有反对魏王暴虐统治的意思。

　　　《高渐离》一剧，则主要通过荆轲的友人高渐离和宋意，隐名埋姓，躲避迫害，以及最后复仇行动的失败，揭露秦始皇的专制统治。（战国末年有高渐离，因好友荆轲刺杀秦始皇未成而死后，故意刺瞎双眼，接近秦始皇，但最后仍行刺失败。）

　　　以上四部剧作都是以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为题材，都反映了团结与分裂，抗秦与降秦的矛盾，正面人物如聂政，聂嫈、屈原，婵娟，如姬，高渐离等，都是悲剧人物，他们都具有极其崇高的人格美，是民族的精英。他们为民族的独立进步，国家的统一，为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而顽强斗争。正是通过他们的历史悲剧，作者以史为镜，照出今天的生活，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与倒退的路线，鼓舞人民群众坚持抗日的民主的斗争。

　　　2）阳翰笙有历史剧《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

　　　《天国春秋》是他的代表作，该剧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讽喻国民党当局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制造磨擦的现实，最终以洪宣娇的内疚与忏悔来启发那些被蒙蔽和利用的人们早日觉醒。

　　　“杨韦事变”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一个转折点。剧本即以这个事变为线索，塑造了杨秀清、韦昌辉、洪宣娇等形象。杨秀清被刻划为太平天国的柱石，他虽然有时待人过于严格，又失于大意，但他是太平天国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身负重任、办事认真坚定。韦昌辉是一个政治投机家和阴谋家，他来自有钱的大户，靠手段窃踞了太平天国的北王这一要职，定都南京后，他勾结富豪，霸占人妻，腐化堕落，耍弄阴谋，挑拨离间，构陷忠良，制造了残杀杨秀清以及太平天国二万多将士的大惨案，大大小弱了革命的力量，并使太平天国进一步的严重分裂。洪宣娇是一个对事变负有很大责任而最后忏悔了的人物形象。她由于妒嫉的私情和刚愎的性格，被韦昌辉利用，成了杀害杨秀清的帮凶。

　　　3）欧阳予倩本时期的历史剧有《忠王李秀成》，剧本刻划了英雄人物李秀成，他忠贞坚定、绝无动摇。清军围困天京，危在旦夕，但天国内部仍然争权夺利、猜忌不已，李秀成虽有匡扶天国计划，但均无法施行。直到天王自杀，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这个剧说明太平天国失败不是败于清军，而是败于内部的分裂。

　　　《桃花扇》剧本以李香君和候朝宗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成功地刻划了秦淮歌女李香君等下层人物形象，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前者旨在说明革命者要有殉教精神，诱导人民做坚强的国民以支持民族和国家；后者热情歌颂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民族气节，讽刺了社会上层的妥协变节行为。

　　　4）阿英的三部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以及太平天国史剧《洪宣娇》，是仅次于郭沫若战国史剧的重要作品。这些剧作选取了与现实情形相似的历史事迹而加以发挥，收到了借古讽今、鼓舞民气的社会效果；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杀身报国的下层奇女子形象，是阿英历史剧的突出成就；缺点是鼓动性议论过多而形象性较弱。

　　　《碧血花》又名《葛嫩娘》。剧本主人公葛嫩娘，原是沦落秦淮的妓女，在南京城坡的国家危亡关头，她毅然同情人孙克咸共赴闽浙一带参加抗清义军。苦战数年，终因兵败被捕，壮烈牺牲。

　　　《海国英雄》又名《郑成功》。对郑成功这位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作者通过它延平前线杀敌、与其父卖国贼郑芝龙决裂、攻打南京、退守台湾等情节，表扬了郑成功的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苦战到底精神。

　　　《杨娥传》，杨娥也是明末的一个爱国女义士，她和丈夫张小武并为永历帝护卫。在丈夫殉国、永历帝被吴三桂害死之后，她为了报仇雪恨，在吴府西侧假装开设了一个酒店，谋划刺杀吴三桂。虽然这个计划没来得及实现她就病倒身死，但这种精神是感人的，鼓舞观众为眼前的国仇家恨去茹苦含辛地进行抗争。

　　　5）陈白尘和讽刺喜剧创作潮。

　　　陈白尘是这一创作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抗战初期他就创作了《魔窟》和《乱世男女》，前者暴露了沦陷区敌伪的种种丑态，后者嘲弄了由南京逃到后方的一群社会渣滓，显示了初期讽刺剧作的两种不同倾向。此后，他的喜剧创作主要沿着后一种路子发展，写出了多幕剧《结婚进行曲》以及总称为《后方小喜剧》的一组独幕喜剧。

　　　《乱世男女》是当时比较有名的讽刺剧。写于1939年，该剧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的丑态。

　　　《结婚进行曲》写于1940年，是陈白尘的代表作。剧本通过知识青年黄瑛为寻找职业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揭露了国统区的社会腐败。黄瑛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要做一个经济自主、有独立社会地位的人，为此她走出家门，到处寻找职业。但是，那个社会根本就没有她的立足之地。最后他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她的丈夫刘天野，也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唐下去，以酒浇愁。

　　　《禁止小便》，剧本直接暴露国民党一般行政机关那种浑浑噩噩、腐败不堪的情景。当官的终日享乐，下饭馆儿、打麻将、捧明星、娶小老婆等不一而足。脑子里装着的唯一公事，就是应付上边委员之类的视察；高级官员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可以整天整月的不来办公；一切苦役则全部押在唯恐敲碎饭碗的下级职员身上。因此，平日里机关只有几个下级职员虚应事故，他们无精打采的“慢慢儿地做”，一听委员要来视察，如临大敌、慌乱一团，即使拟造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也会闹得鸡飞狗跳。

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升官图》是陈白尘讽刺喜剧的主要代表作。《升官图》是描绘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百丑图”，曾被观众誉为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官场现形记”，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剧本艺术地指出，并非个别官员贪赃枉法，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这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制度及官僚机构的大胆抨击。

　　　剧作通过两个流氓强盗的梦境，展开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现形记”，最后让历史的真正主人——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登场，当众表演了“历史的审判”。两个强盗在梦中做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的两个强盗在一次群众暴动中，趁知县受伤、秘书长丧命的机会，浑水摸鱼，冒充为知县和秘书长。而县衙门的官僚和知县太太，为了分得赃款，及时承认了两个冒牌货，真知县被卖去当壮丁。忽然传来省长到这个县视察的消息，忙坏了这些人。大讲“廉洁”、“俭朴”的省长到了这个县后，搜刮的手段远远高于这些下属。他“头疼”要用金条熏烟做“药”，左边头疼，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疼要两根；前脑疼要三根；后脑疼要四根；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疼，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两一根的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疼起来可要换新的才行。省长收到了足够的金条，又免费得到了一个太太，于是视察完毕，一切太平。提拔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升为知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但在省长、知县合并举行婚礼的时候，怒吼的群众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走。两个强盗也从梦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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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宋之的在讽刺剧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宋之的写于1940年的《鞭》（又名《雾重庆》），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这群青年是满怀爱国热情到了重庆，但生活的压迫，恶浊社会风气的腐蚀，把他们推向没落。沙大千变成来往港渝之间发国难财的奸商；林卷抒见丈夫堕落极度苦闷，愤而出走，不知所终；老艾倒一心要创作，可贫困潦倒，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万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论相，攀附国民党权贵充当帮闲；徐曼（即苔莉）生活无着，还要养活弟弟妹妹，被迫当了交际花-------。暴露了国统区社会风气的恶浊，是较早抨击国统区腐败政治的讽刺暴露之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写了独幕讽刺喜剧《群猴》，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国民党搞“国大代表”选举，推行所谓“民主宪政”的丑恶内幕。

　　　7）吴祖光的《捉鬼传》和《嫦娥奔月》等剧作，借用神话和传说中的鬼神世界来影射国统区的恶浊现实，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吸引了观众和读者。

　　　《捉鬼传》写钟馗捉鬼后酒醉，千年醒来，见鬼蜮之辈复满盈天下，乃败逃而亡。以此说明现在的鬼比古代多，而且手段也更为厉害。

　　　《嫦娥奔月》，把羿写成暴君，用以抨击蒋介石的统治。

　　　写于1942年的四幕剧《风雪夜归人》有着一定的影响。剧本主要通过京剧名旦魏莲生和官僚姨太太玉春的恋爱悲剧，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在那个畸形的社会，大官和有钱人把京剧演员当作他们消遣解闷的玩意儿。魏莲生开始不知，妓女出生的玉春从自己的辛酸愁苦的经历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玉春立意要为自己寻求真正的自由幸福。当他遇到魏莲生这个也是穷苦出身、为人忠厚的年轻人的时候，就勇敢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痴情。在玉春的启发下，魏莲生也开始醒悟。就在他们约定出走的前夕，悲剧发生了：他们被粗暴的拆散，魏莲生被赶走，玉春被送给另外一个男人。最后，奋斗了二十年仍然无路可走的魏莲生，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玉春也失踪了。

　　　8） 田汉的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9）茅盾的剧作《清明前后》虽然不是纯粹的讽刺喜剧，但暴露了国统区投机风的社会弊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该剧以当年清明前后轰动重庆的因泄漏黄金提价消息，国民党政府查办“小人物”以掩人耳目的“黄金案”为题材，创作了此五幕剧。

　　　10）洪深的《鸡鸣早看天》，《鸡鸣早看天》以四川北部公路边一家旅店为背景，通过店主人一家及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的思想性格形成的戏剧冲突，展现出抗战胜利后依然漆黑一团的社会面貌，借剧中人物之口发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声。

　　　老舍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多部讽刺剧作，如嘲讽“抗战官僚”的《残雾》，揭露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如何阻碍抗战的《面子问题》，以及讽刺知识分子自视甚高而又懒于行动的弱点的《归去来兮》等。

　　　三、风俗喜剧的新发展及其他。

　　　由丁西林和王文显开创的风俗喜剧，在本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丁西林在抗战中重新提笔，先后发表了《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及《妙峰山》等剧作。

　　　《三块钱国币》写于1939年，主要嘲笑了国统区上层人物视钱如命以及警察趋炎附势、偷鸡摸狗的丑态。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通过一个当汉奸的老头子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抗战爆发后，社会上层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留学归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这些热血青年立场鲜明，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就连年事已高的太太，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骨气”，把民族国家看得重于家庭，出乎子女们意料的是，老太太毅然决定离开上海，和子女们一起走向内地。

　　　四、解放区的戏剧

　　　1．新秧歌剧和传统戏曲改革。

　　　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广泛展开，产生了新型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运动促进了民族歌剧的探索与发展。

　　　传统戏曲的改革在解放区取得突破。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新秦腔《血泪仇》等。

　　　《血泪仇》以王仁厚一家三代人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还几乎酿成儿子毒死孙子，儿子刺杀父亲的更大悲剧的生活遭遇，写出了广大农民对于国民党得的深仇大恨。与此同时，反映了边区政府处处关心外来难民疾苦的动人情景。作品还写了国民党军队派遣特务到边区进行暗害活动；最后以揪出特务、王仁厚一家人重新团聚结束。

　　　2．《白毛女》与其他新歌剧。

　　　新歌剧的崛起与繁荣，是解放区文艺的光辉一页。《白毛女》、《王秀鸾》、《刘胡兰》和《赤叶河》是最著名的几部。

　　　〈白毛女〉这个剧本，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了共产党和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王秀鸾》写的是解放区农民家庭生活，批评懒婆娘大书改（王秀鸾的婆婆），热情表彰热爱劳动、敬老扶幼、委曲求全处理婆媳关系的王秀鸾。公公在外地经商，当家的婆婆好吃爱赌，专横无理，把钱花完了，就变卖东西典当土地。她把儿子气跑了，又把王秀鸾母子赶回娘家，到了无法维持生活的时候，自己也弃家去寻找丈夫。王秀鸾一向孝敬婆婆，后来含辛茹苦，种地纺线，使家中生活有了好转。这时当上解放军的丈夫回家探亲，失业的公公也带了流落异乡的婆婆回来，一家人重新团聚。婆婆十分羞愧，王秀鸾对她毅然尊敬体贴。后来王秀鸾当上了劳动模范。它既是劳动模范，又是模范媳妇。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

　　　《刘胡兰》是根据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编写的。

　　　《赤叶河》描写了农民王禾子一家被地主欺凌的悲惨遭遇以及土地改革中对地主罪恶的清算。故事开始在三十年代初的太行山区，王禾子和燕燕成亲不久，日子过得很艰难，可他们还是对生活怀着希望。但地主巧立名目，任意敲诈勒索，使他们家完全破落下来。地主一再调戏燕燕，被禾子看见，他愤而出走。燕燕自思“活着咽不下这坏名声”，投河自尽。

　　　3．话剧创作。

　　　解放区的话剧受到部队作家的青睐和前线官兵的喜爱，后来也活跃在工厂区域，出现了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战斗里成长》、《红旗歌》等优秀剧作

　　　《把眼光放远一点》（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以兄弟两人对待各自的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所引起的家庭风波（哥哥坚决支持儿子抗战到底，弟弟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歌颂敌后广大农民的坚毅和智慧，讽刺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

　　　《同志，你走错了路》（姚忠明、陈波尔等集体创作），这个剧本是在较大规模上正面的反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作品。被称之为“政治剧本”。

　　　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通过赵铁柱一家三代人悲欢离合的富有戏剧性的遭遇，反映人民战争的胜利和农民翻身之间的内在联系。

　　　《红旗歌》（刘沧浪、陈怀皑、陈淼等集体创作），故事发生在解放不久的某城市工厂，对劳动竞赛先进人物和落后者及管理人员沿用以前的管理办法，激化了矛盾，提出了如何对待工厂、对待劳动和同伴的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个剧被称为“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

　　　第四节、新时期的话剧创作

一、老舍的《茶馆》，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茶馆》三幕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面，在这三个场面中，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三个旧时代共同表现出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越来越蔓延，整个社会表现出不断衰退的局面。

　　　第一幕中康梁变法失败后，裕泰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台表演，一方面是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布社会，麻木的旗兵无所事事，寻衅打群架，另一方面是破产的农民卖儿卖女，爱国的旗人常四爷因为几句牢骚被捕，新兴的资本家企图“实业救国”，裕泰茶馆老板左右周旋，企图使生意兴隆；在第二、第三幕的发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的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开女招待“拖拉撕”，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而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抗战中被日本人抢去资产，抗战后国民党当局将其当做“逆产”没收从而陷入彻底破产的境遇，做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妄图“改良”赶上时代，生意却越来越坏，到最后连“茶馆”也被官僚与骗子联手抢去；在清朝“吃皇粮”、有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的旗人常四爷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小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剧本的结尾三个老人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走投无路的王利发悬梁自尽，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结局，既是对旧时代的控诉，也是对之唱了一曲“葬歌”，弥漫着一种阴冷凄惨的氛围。这是在5 ０年代话剧舞台上很少出现的没有亮色的结局。

　　　 二、田汉的《关汉卿》

　　　剧本的情节以关汉卿写作《窦娥怨》前后的故事为中心，关汉卿以戏剧为武器，为民申冤，揭露与反抗统治者；剧本触怒了统治者，因而编剧者与演员都下狱；可是剧本唤起了民众，壮士王著在剧本“为万民除害”的呼声的鼓舞下，刺杀了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权臣阿合马。

　　　   关汉卿所面对的三次考验--改戏、出走、投降--在程度上层层递进，而关汉卿每一次都不屈不挠，直到最后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仍不改代人民立言的初衷。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 

    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

　　　三、王炼的〈枯木逢春〉，这是一首社会主义的颂歌。主人公苦妹子从小失去爹娘，做了方妈妈的童养媳。为躲避血吸虫病，全家从江西来到浙江，碰上国民党士兵抓壮丁，全家被冲散，苦妹子的未婚夫冬哥不知去向。时隔十年，流落在浙江双塔乡的苦妹子在解放后担任了生产小队长。由于合作化运动，已成为拖拉机手的方冬哥被派到双塔乡工作，二人巧遇，苦妹子因患血吸虫病到晚期，忍痛拒绝了冬哥的爱情。此时毛泽东来到这个地区，了解了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苦妹子犹如枯木逢春，恢复了健康，并和冬哥结了婚。

　　　四、胡可得〈槐树庄〉，该剧反映的是1947-1958年间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作品塑造的主人公郭大娘让儿子郭永来带头参军，永来不幸牺牲，剩下她孤身一人。她深深理解为国门的儿媳黑妮儿对永来的一片心，却又自告奋勇帮黑妮找对象。作为共产党员的郭大娘，向傲雪的青松，承受着丧子的痛苦，承受着敌人的进攻、内部的压力，雄姿勃勃。

　　　五、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该剧描写红军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强渡大渡河、翻过大雪山、走出大草地，攻克腊子口，取得了长征的决定性胜利。

　　　六、白刃、洛汀、季树楷的〈兵临城下〉，该剧写共产党人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军的斗争。

　　　

　　　七、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该剧以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为素材，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粉碎特务的阴谋破坏，改造旧上海的斗争生活，和发扬革命传统、身居闹市而一尘不染的精神。

　　　第五节、文革期间的剧作和文革以后的剧作

　　　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是官方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

　　　文革后的剧作

　　　    一、《假如我是真的》

　　　    剧作家沙叶新的 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  剧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

　　　该剧基本剧情是这样的。农场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调回城，但他的名额却被一些干部子弟挤占。李的女友已回城当工人，且已有孕，但他们的婚事却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对。李在焦急无奈间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信任。因钱处长之夫市委书记吴某与“张老”是老战友，“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由于赵、钱、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故对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往调查，揭穿了李的骗局。李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

　　　〈陈毅市长〉，剧作通过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对百废待兴而又斗争复杂的上海进行治理整顿等一连串典型事件的生动表现，热情歌颂了陈毅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品德，以及严于律己、以身作品则的高度党性原则。展现了他个性上的正直、热情、幽默等特点，体现了陈毅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感情世界。

　　　    二、《绝对信号》

　　　    高行健的话剧《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

　　　    《绝对信号》剧中写待业青年黑子与少女蜜蜂相爱，但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结婚，在黑子迷惘彷徨之际，一个车匪利用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心理，与他密谋一起合伙盗车。结果他们扒上了由小概担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守车，小概是黑子的中学同学，他也深深爱着蜜蜂，而当列车开出不久，蜜蜂碰巧也搭上了这节车厢。由此在车厢十分有限的时空中，围绕着黑子、小概、蜜蜂之间的恋爱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灵挣扎，猛然醒悟，他与车匪在搏斗中双双倒下，小概在老车长的指示下亮起红灯（绝对信号），列车安全进站。

　　　

　　　三、苏叔阳的〈丹心谱〉，该剧以“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通过周恩来关心的“03”新药研制过程中，发生在一个家庭翁婿之间、夫妻之间、亲朋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激荡的时代风云。

　　　

　　　第四章散文

　　　第一、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和“五四”时期的散文

　　　一、“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总貌。

　　　二、周作人的创作。散文集有《谈虎集》、《谈龙集》等。

      周作人思想比较复杂，“五四”时期就有所谓“叛徒”(反抗者)与“隐士”(超离现实者)的两重性格，但他又是现代散文的大家，对他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 

A、   周作人散文观：他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并提倡抒发个人情性的“言志”小品文。 

B、   周作人散文风格：多作闲谈体，借鉴明人小品与外国随笔的笔调，形成自然隽永，冲淡平和的风格．或者可用“闲适”两字来概括。 

   例如：《北京的茶食》。说起在北京吃不到好茶食虽然不满，但不满也并非怒形于色，只是颇有几分不以为然，言语之中令我们觉得与作者同样遗憾：“总觉得住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限，”一声轻轻的叹息之后，是一番深入浅出的生活哲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又如《喝茶》。周作人首先认定了它是一种俗界文化：“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但他同时也将对这种文化的审视提高到审美层面上来，于是一股清雅之风于不知不觉间习习而至：“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绿茶，在鉴赏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喝茶当于瓦屋纸宵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的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文至此处，作者笔锋一转，言及佐茶之食：“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于是我们仿佛与作者一起在瓦屋纸窗之下，乡间朴野之处，啜饮清茶，细嚼茶干，于朴淡中领略悠远，于平常处体味清脱。当作者颇含深情地为我们念起乡间叫卖之声：“辣酱辣，麻油炸，红酱搽，辣酱搨：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时，那一种朴淡而甘香，在世俗人生里寻出清雅风致的周作人的神韵，已透过文字缓缓洇入读者的心田。

爱护动物

2007-4-16 14:21:34

　　　《乌篷船》，　被称为“绍兴水上三绝”的乌篷船、白篷船和乌篷脚划船历史悠久。船篷用竹片、竹丝编成半圆形，中间嵌夹箬叶，制成后用烟煤粉和桐油拌搅涂于船篷。绍兴方言“黑”叫“乌”，乌篷船由此而得名。

　　　《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

　　　　　 “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麻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

　　慢慢地读下去，我们就会像进入角色一样进入那样的“境界”（这正是周作人文章的“魔力”之所在）：“黄昏”......“夜间”......“暮色苍然”......“困倦的时候”－－一种寂寥的，倦怠的，几分悲凉又几分肃穆的历史文化氛围迎面扑来；可以看见“山......河......乌柏......红蓼......白苹，渔舍......桥”－－面对宁静的、永恒的自然；可以听见“水声橹声......招呼声......犬吠鸡鸣”，更有那“庙戏”歌吹的悠扬，宛转，朦胧......－－应和着原始的传统的呼唤；心中感到自由，松弛－－“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岂只是“行动”的“自如”。 

郝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