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2-11     成都石室中学 李镇西 

       

          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侈谈“理想”的时代。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季节，我们期望用“精神变物质”，连小学生的作文都是“祖国·理想·人生”，人们真诚地写着“雷锋日记”，甚至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好一举解放全人类。侈谈“理想”到了极致，假崇高、伪圣化便应运而生。最后，“理想”被抛弃。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耻谈理想的时代。对假崇高的消解，使人们开始“躲避崇高”；对伪圣化的厌恶，使人们开始拒绝理想。在有人光天化日下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代，我们却羞于说“我有理想”。连中学生的作文，也透着玩世不恭的痞子味，新派教师名之曰“新概念作文”。 

          我们的教育正在功利化、技术化、庸俗化。每一位教育者都在咬牙切齿地诅咒现在的教育，但每一位教育者（当然包括我在内）都在助纣为虐！ 

          也有“改革”。比如班平均分未达到年级平均分的老师一律下岗，比如以办各种试验班为名留住（扣住？）“优生”，比如将名次与坐次挂钩，比如将学习与利益挂钩，比如在入学教育课上给学生讲“读书只是为了自己”，比如曲解“学会生存”的真义而对学生进行各种“适应社会”的“竞争教育”、“金钱教育”……如此等等。 

          教育不是远离现时社会的空中楼阁。因此，我非常理解以上种种做法的原因。因为我也曾（或者说“正在”）这样说这样做――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呀！比如，最近几次在外“讲学”，不止一次有老师递上纸条发问：“请问李老师，应该怎样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机结合？”我总是这样回答：“初一初二或高一高二搞素质教育，初三或高三搞应试教育！”我话音一落，总是掌声如雷。我的回答是无奈而又“实用”的回答，但我只能这样做这样说。 

          在我20年教书生涯中，1990年是我的滑铁卢。那年高考，我所在的地区全面滑坡，我所教的班级尽管在当地仍然名列前茅，但毕竟没有取得人们所期待李镇西应该取得的“辉煌成绩”。分数线下来后的那几天，我的心如刀绞――不仅仅是我感到背后闲言碎语所喷出的唾沫足以把我淹死，更主要是我看到许多农村学生从此断绝了“跳农门”的希望（我在《爱心与教育》中所写的宁玮就是那一届学生），深感对不起他们！ 

          1995年我的又一批高三学生即将步入高考场。我为他们编撰了一本班级风采录《恰同学少年》，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 ——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心里还笼罩着5年前高考失利的阴影，所以我是有感而发。如果老师们知道以上这段文字是我在高考前夕写下的，就更能理解我当时惴惴不安，不，应该说是惶恐不安的心情――谁知道等待我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因为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高考实在是一场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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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这次我赌赢了――我所教的班级高考成绩极为辉煌！但回头仔细一想：无论是90级高考还是95级高考（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大循环”，所以教了90级后我便接了一个初二，然后一直教到高三），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我没有多大的不同。但由于高考成绩的不同，人们对我同样的做法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分数至上，高考才是硬道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作为一线普通教师至今不能解下的精神镣铐！ 

          但是，如果我因此而“认命”，那么――不客气地说――我就不是李镇西了！即使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也用马克思夫人燕妮所喜爱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说）激励自己：“永不绝望！”我可以很坦然甚至很勇敢地说：“我是有教育理想的！”每当我充满热情的探索一次次在现实的岩石上碰得血肉飞溅时，每当我感到个人的力量的确是那么颤弱那么微不足道时，每当我被一些丑恶的教育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我总是一遍又一便也问自己：“我是不是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一切？” 因为从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经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四个字首先意味着一种没有理由不求回报甚至不求理解的神圣的使命感！我一开始就在我的教育事业中倾注了我的社会理想。我想，也需我一辈子都是一个班主任和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以自己点点滴滴的奋斗推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进而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恳请“务实”的朋友们不要嘲笑我“大言不惭”“故作崇高”。我知道为了坚守我的理想，我将付出什么或者说将作出什么牺牲。这是一个一切都正在被颠倒的时代：精神被物质调戏、理想被现实嘲弄、崇高被庸俗强奸、正义被邪恶围剿、真诚被虚伪斩杀……而调戏者、嘲弄者、强奸者、围剿者、斩杀者们打出的旗号，往往冠冕堂皇，所谓“人的解放”，所谓“个性张扬”、所谓“现代意识”……教育离不开社会，这是对的；但教育并不只是消极地受动于社会。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不能左右社会，但我可以左右我自己的精神。 

          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只能做同样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对职业的态度。因此，我们尊重千千万万一线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而对现行教育弊端的妥协，比如，对于那些至今都还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老师来说，这样的妥协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是，中国教育也的确需要一批乃至一代把教育当作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饭碗的教育者。他们应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超越苦难的精神，有披荆斩棘的双手，有遥望未来的眼睛；在他们的心中应该永远燃烧着教育理想主义之熊熊火炬！ 

          我再一次想到了陶行知。固然，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困难是陶行知时代所没有的，但陶行知当年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也是相当沉重的，他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陶行知本来已经拥有了相当尊贵的社会地位和相当优裕的生活待遇，他完全可以很体面在那个社会生活得如鱼得水。但是，陶行知硬是放弃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唯一留下了他对中国教育所寄予的理想主义，然后脱下西装，奔赴乡村，用自己的教育探索，像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发出了呐喊，进行着抗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因此而有了一些亮色，中国因此拥有了一位饮誉世界的大教育家！ 

          不可否认，今天的教师，特别是一线教师教育个性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但是不是到了窒息的地步？我们可以（实际上是不得不）对现实做些妥协，但在妥协的同时，可不可以巧妙而又稳妥地向理想一寸一寸地逼近？比如，在高考压力下，我们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应试训练，但这个训练过程能不能科学一些而不是那么野蛮？有时候，面对无休止的上级检查，为了学校荣誉，我们也不得和学生一起弄虚作假，但同时，我们可不可以同时告诉学生：“希望以后你们当了局长、厅长，千万不要这样！”我们无法选择教材，但我们可以选择教法；我们无法躲避高考，但我们可以躲避题海――当然，在这里，“可以选择”和“可以躲避”的前提是，教师本人不但富有爱心而且拥有智慧。是的，现在的教育充满了“实用”“功利”的色彩，但我们可不可以在为学生打造高考敲门砖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精神的东西？我们在教会学生适应社会的同时，能不能也给他们的心田里播下改造社会的理想种子？不要说“这没用”，更不要说这是“虚幻的梦想”，如果没有理想的教育，中华民族就没有了明天！ 

          人类之所以需要教育，就因为人类永远都不满现实；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理想”往往被视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但人之所以不同育动物，就在于人有对明天的向往，对“乌托邦”的憧憬。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报告的序言，题目就叫《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德洛尔这样写道：“世界往往不知不觉或不声不响地需要某种理想和我们为了不触犯任何热称为道德的标准。教育的使命是多么崇高啊！它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传统和信仰，在充分尊重多元化的情况下，促使每个人将其思想和精神境界提高到普遍行为模式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自我的高度。委员会字斟句酌地认为，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理想的教育？我认为，需要一种把人当成人的教育！我们向往并为之奋斗的教育，应该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充满着民主精神、散发着科学芬芳、闪烁着个性光芒的教育！ 

          前年年底，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的随笔，文中这样写道――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教育理想主义：为现代化中国培养21世纪的公民！ 

          ——因为它是面对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教育，所以它是关注现实的；因为它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所以它又是超越现实的。 

          ——如果说，教育浪漫主义是面对“过去”的教育，教育现实主义是面对“现在”的教育；那么，教育理想主义则是面向“未来”的教育。 

          ——教育理想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教育！ 

          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坦然地亮出自己教育理想的旗帜，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有些“滑稽”或者干脆说就是太“堂·吉诃德”，但我愿意以此做一个忠实于自己心灵的人。茫茫人海，如蚁人生，我们个人的确太渺小，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自己使自己的灵魂接近高尚，使自己的心灵自由地飞扬。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我以前都把这只当作“名人名言”，但今天，我愿意和所有教育界的有志者一起，实践这句话――让我们也成为中国的脊梁！ 

          在这个教育理想失落的时代，让我们重建理想！危机也罢，困惑也罢，阵痛也罢……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让中国教育走出困境、走向未来，这是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天然使命，也是我们民族现代化成功的希望。